在《盲井》中演打工少年获奖无数。　　
　　
　　在《天下无贼》中出演傻根。　　
　　
　　《暗算》中扮演破译高手瞎子阿炳。

　
　　来东莞为“十月文学奖”颁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贾平凹：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　　
　　
　　本报记者　蒲荔子　　
　　
　　上个月出版新书《高兴》的贾平凹，近日被邀请来东莞长安镇，为阔别7年的“十月文学奖”颁奖。

　　颁奖典礼，读者见面会，签名售书，求字，宴请，再宴请，再再宴请……注重市场效应的长安镇把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疲惫的老贾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在走向酒店房间的路上，他又被一群人堵住，一摞书递将上来，最上面一列名单。于是，本来签上“平凹”二字即可以解决的签名问题，现在要加上“XXX先生雅正”一行。

　　所以，老贾对记者说，他喜欢住在乡下，“在乡下，我想走一步就走一步，不想说话就不说话，想躺下就躺下。”

　　虽然酒店所在地15年前是南国的农村，不过老贾没有躺下，而是跟我们谈起他的新书《高兴》。

　　缘起口袋装满纸烟去采访　　

　　旁白：贾平凹早先在老家陕西丹凤县棣花镇时，有个在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名叫刘书祯。两人初中辍学回乡务农，而后老刘当兵，老贾上了西北大学。老刘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老贾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做了文学编辑。

　　几十年后，老刘进城来找老贾，已经改名叫刘高兴，进城打工拾破烂。他触发了老贾写小说的兴趣，于是有了《高兴》这部长篇小说。
　　
　　记者(下简称“记”)：在你小说的后记中，我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刘高兴有他的原型，是你的同学。

　　贾平凹(下简称“贾”)：对，他本人叫刘书祯，迫于生计来西安打工，找不到工作就去拾破烂，现在改送煤了。

　　记：就是他触发了你写这个群体的冲动？

　　贾：不全是因为他，这是我生命的必然联系。从农村出来，经常会接触从老家来的亲戚。我们老家比较落后，出来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干拾荒、拉煤这样最苦最累的活。我在《秦腔》出版之后就开始琢磨写写他们的生活，《秦腔》主要是写农民们如何从土地里一步步走出来，而《高兴》写的是走出来的农民们在城市是如何生活的。

　　记：这群人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贾：每个人都见过拾荒者，几乎都卖过垃圾，但一般都不会注意。写之前，我也经常和拾荒的人打交道，也曾招呼过他们上屋收报纸什么的。他们几乎一天也不会说一句话。他们从我们身边无数次走过，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没有人想过。真正接触之后，他们的艰难、他们的寂寞、他们的迷茫，让我感到震惊。这个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我于是想，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出路就是进城打工吗？进城之后，农民怎么面对城市，城市又怎么接纳他们？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花几千万，一个晚会花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记：你之前的书都掺有自己的体验，这本书的材料几乎完全靠观察而来，但在文中有很多传神的细节。比如“刘高兴”说城里人不会吃南瓜，喜欢买嫩的。这些细节是你花费了不少纸烟和真情的采访之后得来的，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贾：自从刘高兴来找了我一次，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要么他到我家来，要么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动笔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仅仅了解刘高兴而不了解拾破烂的整个群体，纯粹只有萝卜是很难做出一桌子菜的。于是就开始广泛了解这个群体的工作。

　　这中间，文友孙见喜给我帮了大忙，他老家村里几乎有1／3的人在西安拾破烂。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亲戚，并实话实说是我想去他们那看看。这位亲戚开始是沉默的，说，他来像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子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我就告诉孙见喜，咱们完全是串门。去的时候，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照相机，而是在所有口袋里都装了纸烟。
　　
　　折腾我也好多年仇恨城市
　　
　　旁白：这部小说最早叫《城市生活》，又改成《刘高兴》，最后确定为《高兴》。五易其稿，25万字的小说，实际写了3年，100万字。老贾说，这是他写得最折腾的一本书。小说还未杀青时，还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的刘高兴打电话给他说：“你写东西还这么艰难，我可写完你的传记了！”
　　
　　记：这本书为什么写得这么费劲？

　　贾：主要是构思过程和写的过程比较费劲。2005年，我写完了第一稿，开头我是用第三人称的，是想和《秦腔》拉开距离。后来觉得用第三人称反而不自在，无法更真实。写了10万字，全撂了。

　　后来的改，主要是修改文里的情绪和议论。因为看到拾破烂的人在城里的处境特别困难，我很同情他们。我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城市和有钱人特别仇恨，写着写着就情绪化了，这不行啊！小说不能带有偏见性。我就全推翻了重新来。后来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上又重新推翻了几次，直到第4稿才基本成形，所以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很费劲。

　　记：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情绪？

　　贾：我想写的是新农民，是一个农民面对城市的融合的态度。新农民的城市生活态度并不是带有仇恨情绪的，他们很乐观地去适应城市生活，而我想写的是这些人。但我自己写着写着，就受了那些仇恨的影响。我才发现，在我身上，其实好多年来，也有着仇恨城市的阴影。这样慢慢调整很久，才去掉这个影响。
　　
　　新农民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
　　
　　旁白：书中，刘高兴是个被置于苦命人阶层、但心地比莲花清高、怀有浪漫温情、人也生得清秀干净的快乐青年。别人只当报纸是破烂，他是把收来的报纸都要读一读，不忙的时候会吹箫遣兴。他有苦无怨，却也只能苦中作乐。最后，哀叹一声死去的老乡虽然不能做城里的人，却能做城里的鬼。
　　
　　记：能否跟我们具体说说你写的新农民？

　　贾：刘高兴不是传统农民，传统农民是自私、落后、保守的，但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一般都高中毕业了，接触过新思想，作为个体和城市人没什么区别。

　　现在写新农民一般写那些带领大家发财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实际上，大部分农民是像刘高兴这种人，身上有很多毛病，也仇恨过城市，但他们知道思考，从另一个角度来平衡心理，就是融入城市。

　　刘高兴看了我的小说，说我是鲁迅，他是闰土。我说他不是闰土，闰土代表30年代的农民，他是现代的农民。

　　记：你觉得融入城市就是农民的出路吗？能融入吗？

　　贾：农民怎么面对城市，仇恨还是融入？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问题，可城市化是个改变不了的趋势，这中间必然要牺牲好几代农民的利益。

　　刘高兴总感觉自己是个城里人，他以为自己把肾卖给城里人了，发动机已经变成城里的了，自然也是城里人。他以为有个人移植了他的肾，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情节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怎么想，回头读觉得这也是个隐喻：农民和城市很难融合，无论你如何想融合，也不会没有区别。你是穷人，看世界肯定不一样，你只能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环境就像个杯子一样，人性就像杯子里的水，杯子是圆是方的，人性就随物赋形。

　　记：你怎么看待这些新农民和他们的命运？

　　贾：乡下人并不缺少智慧，并不是不聪明，只是环境不一样。我就说，要是刘高兴当初考上了大学，来当作家，肯定比我写得好。要是我像他一样去当兵，现在拾荒肯定不如他，心态也不会这么好。

　　记：小说结尾处五富猝死，做不成城里人，是否暗喻你对城乡融合的悲观？

　　贾：不管他怎么高兴、怎么坦然面对恶劣的生活，他也只能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依然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么悲哀。
　　
　　释疑有意去掉技巧性的东西
　　
　　旁白：有人说，《高兴》少了《秦腔》的啰嗦，语言精准有趣，读来每每忍不住会心一笑，总是想着像老贾这样一个看起来憨厚木讷之人，语言怎么就那么有趣？也有人读后说，《高兴》是一部写苦难的作品，拿它当纪实文学看可能更好些，若是拿小说的标准去套它，就逊一些，整本小说写得跟主人公刘高兴的流水账似的。

　　记：小说开头和结尾刘高兴运五富的尸体回家的情节来源于新闻，又被拍成电影《落叶归根》，很多读者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大家熟悉的情节？

　　贾：当时在凤凰卫视上看到这则新闻，很震撼，心想这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后来有人来我这聊天，告诉我电影《落叶归根》已经写了这个故事了。我听了气死了，后来一想，他写他的，我写我的，我们俩写的完全不一样。

　　记：书中完全以第一人称自述，没有激烈矛盾，也没有大起大落。有人说故事太平淡，底层生活不会这么波澜不惊。

　　贾：题材决定了讲故事的方法，拾荒又能发生多少事？我基本上写的就是两三个人。我当时想，我就把两三个人写好，看看会怎么样。写作没办法面面俱到，要是总考虑怎么写出个典型来，绝对典型不了。我就是真诚地把自己看到的、感到的、印象深刻的东西写出来。

　　记：和《秦腔》的朴素却致密不同，这本书更加生动形象，中间有很多有趣的段子。比如拿着别人吃过的碗去盛汤，在身上抓到虱子等等。有人说这些段子有点耍小聪明，反而影响了人物的真实和叙述的流畅。

　　贾：段子不是很多，主要是想丰富五富这个形象。用捉虱子、拿别人吃过的碗盛汤这些细节，表现农民身上低级趣味的东西。

　　记：你在后记里说，有时你故意笨拙，似乎是江郎才尽式的不会写作地写作。这是为什么？

　　贾：写作到后面，技巧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某种程度上，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更加重要。面粉坏了，怎么做也不会好吃。

　　在《高兴》里，我有意去掉了技巧性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多了。有的地方，我故意写得枯涩，写得粘滞，写得像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因为任何生活本身就含着技巧，任何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典型。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最自然的时候，说什么话都是直接说的，不会想着法子让自己说得幽默一点。
　　
　　生活作协主席就像一碗饭
　　
　　旁白：写《高兴》，让贾平凹最深切的感受是精力不济了。“10年前写书，一天至少一万字，一个人躲起来写，没有电视、手机、麻将的干扰。现在一天最多5000字，还往往要写到深夜，早上离家时孩子还睡着，晚上回家孩子又睡着，常常好几天见不上娃的面，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应酬多、找的人多，根本弄不成事。之所以能比旁人有更大的毅力，是因为真正爱写作这个事。”
　　
　　记：在中国作家里，你是最勤奋的人之一，几乎每一两年就出版一部长篇，是什么支撑着你？

　　贾：除了写作，也干不了别的事。写得多也不见得就是写得好，只是淘汰太残酷了，几年不写后面的人就一茬茬上来了。现在我50多岁了，既然还有写的欲望，写的冲动，就写下来。

　　记：有没有回顾过自己的写作，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宿命？

　　贾：回顾我的创作，从来没有大红大紫，但也一直被关注着。这不是因为我跟潮流走得近，恰恰相反，我写时也不考虑社会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之所以读者愿意跟着我走，大概就是因为我没有跟风，我比较真诚。

　　严格说，所有小说都应该是自己给自己写，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没想到还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写《秦腔》时，开头就没想过要发表。如果写作不想着发表，没有功利因素，反而会写得比较好。

　　记：成名之后，应酬无数，这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贾：也经历了很多是非，慢慢就学会不去关心。比如现在有人老是模仿我写博客，还喜欢对这事那事发表意见，我也不想管。谈是非太浪费精力。

　　我不想太关注外部的东西，怕心乱了。我的社交能力特别差，你硬要我讲当然也不会浑身打哆嗦，但会紧张，有压力。

　　我喜欢到乡下去，更自在，城里一切都让我感觉不自然。在乡下，我想走一步就走一步，不想说话就不说话，想躺下就躺下。

　　记：刚刚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什么感觉？

　　贾：当作协主席，就像一碗饭，没吃时觉得肯定很好吃，为什么给你吃不给我吃，吃了以后就会发觉其实也就那样。

　　记：你有没有想过后人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贾：这一代作家很幸运，国家大变革，社会大变化，素材特别多。可惜我本人水平有限。本来应该写出更大的作品。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我也只是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命运感，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高兴》经典语录　　
　　
　　1.第44页：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

　　2.第71页：清风镇有“富油穷汉”的说法，凡是富人都是头发柔软又油乎乎的，凡是穷人整个夏天都是光膀子还叫喊着热。

　　3.第76页：“人家(文中指煤矿业人员)开会哩，她们(文中指清风镇的姑娘)来干啥？”“来服务呀！开一次煤炭会就有成批成批的姑娘尿尿都是黑水。”

　　4.第177页：五福骂道：咱这是寡妇尿尿，只出不进么！

　　5.第273页：鱼群里是有鲸的，鸟中也有凤凰。我没有生它们的气，但他们生活贫贱，精神也贫贱，真替他们可怜。

　　6.第281页：我说：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

　　7.第284页：往垃圾桶里吐痰，垃圾桶不嫌肮脏。苍蝇从来不怕不卫生的。

　　8.第341页：他说：白天拾破烂晚上卖煤能干净？我说：厕所里的蛆还白白的哩！

　　9.第365页：黄河里杀羊，刀割水洗！

　　10.第367页：风沙要刮就再往大的刮，把地皮揭起来，把西安变成一城的破烂就好了！

　　11.第435页：(属“后记”)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　　

　　贾平凹日前在东莞读者见面会上。　本报记者　苏仕日　摄　

本报记者 蒲荔子

    细心的人会发现，胡茵梦把名字改成了胡因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熟读李敖的人，对他这篇《画梦——我画胡因梦》一定印象深刻。
    从风华绝代、广交名流的演艺明星，到职业翻译家、作家、身心灵治疗师，胡因梦是才女加美女、贵妇加自由女性；她时而如同不搭帐篷的吉卜赛一样流浪，时而在院子里作自己的山水画家；她是歌手、是艺术鉴赏者，也是人生意义的追问者。昨天来到广州的胡因梦，先是在暨南大学讲了一堂《艺术与人生》的讲座，随后在一家酒店开讲《身心觉察与关系互动》——丝毫不关乎世俗，只从心灵到灵魂；她说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做一个乏味透顶的人。
    黑色的对襟上衣，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再短就变成板寸了），语速不急不徐，因为感冒有点咳嗽但声音依然中气十足。当离得比较近的时候，能看清她鬓间和后脑的银发，像是岁月磨练出来的智慧逐渐增多。已没有人对她说“你还是那么漂亮”，人们都带着尊敬的语气称她一声“胡老师”。
    她似乎是一个很容易敞开心扉的人，不过敞开的目的，是为了让请她释疑的人没有顾忌。她善用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技巧，不给任何一个问话者直接的答案，只是一直反问回去，问到问话者答不出来，才说出人们司空见惯的行为之中潜藏的真相。虽然她要做一个乏味透顶的人，但目前看看还远远不能，因为年轻女孩们经常被她关于爱情的解答逗笑。

爱情：
像狗一样跟狗相处

    胡因梦与李敖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可是这对才子佳人的婚姻短短的3个月后就宣告终止。1980年8月28日，李敖决定和胡因梦离婚。胡因梦说：“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还是有感情。”她紧绷的斗志，瞬间完全瓦解，眼泪顷刻流下。

    记者（下简称“记”）：你也算历经爱情沧桑了，现在你对爱情有怎样的感悟？
    胡因梦（下简称“胡”）：女人追求的爱情大部分不是爱，而是向往一种婴儿式的被呵护的感觉。她以为是爱，其实是想维持在母体里的那种安全感，向往回归到那种和外在融为一体的时刻。这是一种物化的倾向，父母就是为自己换尿布、买奶粉的人，丈夫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为自己买化妆品、买房买车的人。女人大部分都是幼稚的。
    记：成熟的女人和爱情应该是怎样的？
    胡：恋爱是宇宙一个微妙的设计，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它让男女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然后开始磨难，给你最好的学习、成长的机会。对恋爱的双方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价值搞对。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另一个人身上，无论这个人是父母还是丈夫或孩子。想要到别处去找自己的价值，就有依赖性；当觉得对方不重视自己时，就有恐惧感，然后感到失落、不安全。然后对方产生抗拒心理，进入恶性循环。精神、能量必然不足，也就产生不了由衷的喜悦。所以，成熟的人，懂得建立自己充沛的内在价值。
    记：爱情是件很麻烦的事，连李敖都要“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好让自己不被爱情中的痛苦纠缠。你建议怎么和爱人相处？
    胡：爱情中的两性，都是带着童年经验在相处。女性常常想要联结对方，比如看电视时，她跟你说自己的一个观点，绝不是为了探讨真理，而是希望看到你是不是和她一个鼻孔出气。如果希望总是落空，她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童年那种被冷落、批评的心理就会回来，她内心的小女孩就会蹦出来，涌出无依无靠的感觉。于是她要求对方，纠正对方。于是对方童年中权威的母亲形象就会出现，于是他抗拒……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开始的。太重视我、我、我，这跟爱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一种权力游戏，你希望他给你想要的，就是这样。
    记：这时候怎么沟通比较有效？
    胡：必须要有良好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揭露自己最脆弱的部分，而是用理性的的武装方式，这就必然导致对方武装对抗。
    记：人都爱逞强。就是要说出“我需要你”？
    胡：可也有人神经质地不断需要，撒娇、强求，不断索取，表现出无尽的脆弱，这时候对方就会觉得你这人像滩烂泥一样，不堪重负。只有揭露自己的问题，诚恳地探讨，才能有良性地互动。
    记：还有一个问题，假设双方都很独立，可生活方式不同，也吵得很厉害，于是连“找个女朋友还不如养条狗”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胡：一般大家都认为，这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包容度，不能开放接纳每一个生命的不同，挤牙膏都要同一种方式。可再想想，你跟宠物之间的爱为什么胜于跟人之间？因为它不但完全信任你，还完全配合你，你可以指挥它，操控它，而你不能操控另一个人。所以，不是你跟狗有没有感情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达到狗的品质，像狗一样跟狗相处？当它不那么欢，不听你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想把人当狗一样指挥，这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悲哀？
    记：怎么看过去的那段婚姻？
    胡：呵呵，请看我的传记（《生命的不可思议》），里面都有。

翻译：
从乞丐状态回到精神贵族

    胡因梦最早把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翻译成了中文。33岁那年，她在纽约街头一间小书店和克里希那穆提“相遇”，然后停下了“外在的活动，转向内在探索”，翻译他的书。

    记：回顾一下你和克氏相遇的过程。
    胡：在纽约时，我在一家小书店看到克氏的一排书，就拿起一本翻开，看到一行英文，意思是“观察者就是被观之物”，这是我一直探索的一句话。后来，我把他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回到我在纽约的住所，开始翻译《克里希那穆提传》。
　　看这本传记的时候我感动得不得了，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内心，我一边读一边流泪。我发现他把人类整个的存在问题，包括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类心灵困境、人际互动的困难，以及宗教体系带来人类的战争问题……几乎每一个人性所造成的问题，都揭示得极其透彻，让人跟着他进入一个解脱境界。我觉得那个境界太美妙了，我似乎在漫长的30多年人生里还没有尝到那么开放的一种感觉。我就开始翻译他的书，翻译的过程也是自我洗涤的过程。

    记：你翻译了很多本心理和心灵学方面的书籍了，为什么这么孜孜不倦？
    胡：翻译的20多本书，核心精神都是帮助人从一种乞丐状态回归到精神贵族，因为多欲多求事实上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乞丐。不断地追逐追逐，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核心价值。怎样在人生完成一些欲望的追求、自我的创造的同时，又能维持自身核心的价值、身心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教育，但很多人都缺失了。我们都在深深体会这种痛苦，都需要治疗一些累积起来的情绪的创伤。父母不当的教育，社会权威人物的不当压制，还有人性的许多暴力因素，点点滴滴，都在累积成创伤，非常需要治疗。

    记：你有文字洁癖，不爱改动，你翻译的那些著作又都挺深奥的，怎样静心去翻译这些书？
　　胡：我没什么能耐，就是很容易安静下来，年轻时就这样。我没有太多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念头，跟人相处的时候我永远是听众，很少说话，要说话就说真理（笑），废话懒得讲。

修行：
做一个乏味透顶的人

    胡因梦追随克氏以及心理学大师们的思维痕迹，反思我们每天都须忙碌、却并不一定都肯投入的工作方式。置身于疯狂地生产、制造、消费和浪费的世界中时，我们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我们的工作是否在扭曲自己？我们能否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生活的美，叩问一下心灵的需求？息影后，胡因梦专门从事身心灵健康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成为译者，作家，身心灵讲师和治疗师。她向古往今来的心理学大师们学习，唯一的期望是得到心灵的解脱，并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记：你35岁放弃了演艺事业，很多小女孩肯定想不通，做明星，多么风光啊。纯粹是克氏触动了你？
    胡：还在演艺圈的时候，内在早就有对事物的疑惑，觉得这个世界不对劲，不该是这样，不是几个人突然使我改变的。在我30岁出头时，我觉察到对演艺、名利的追求，活在别人的掌声、媒体的褒贬里，这不是我能掌控的。我渴望获得自由的境界，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后来我遇到了克氏的著作。像是注定的，又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记：你可以走，要是一位朋友清早起来就得喂孩子奶，然后做早餐，出门跟鬼一样，她还有这心情吗？
    胡：自由有外在和内在之分，西方的“自由”一词其实就等于“解脱”。所以，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我的心在变。我仍然可以在演艺中获得自由，只是我需要在知识、见地上花时间探索，所以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记：探索中是快乐，还是累，有没有放弃的念头？

    胡：探索、研究是一种本能，怎么会累呢？每个小孩都会把好奇的眼光投向世界，他从来不会感到累、感到厌倦，你说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预设的目的和成见。而大人为什么失去了这种本真，大人的本能为什么变得僵化、闭锁？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短浅的，还是长远的，他总会有感到累的一天。

    记：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人为什么活着”吗？

    胡：要是有人问这个问题，表示他已经活得不耐烦了，我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面对这种人，应该洞察他的生活经验，就症结点一个一个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不想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可以说一说。我为什么活着？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不死？也就是说，活着应该要有目标，可这是谁规定的？为什么没有事做我要心慌？
    这是因为大脑不习惯没有事想，不习惯没有烦恼、没有目标，因为这样他才能有确实的存在感。可反过来说，无所事事、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状态不是最好的解脱吗？修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一个乏味透顶的人。所以说，贤人等于闲人，贤者等于闲着，不过闲着发慌就不对啦。

    记：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介绍一下你所提出的心灵修炼，以及它跟佛教、基督教等的区别？

    胡：一句话，就是联结“真我”，“清清明明了了”。追求最高的真理，像一面镜子，对一切念头了若指掌，对一切事物的真相都了解分明，对世界运行的本质了解透彻。而教派是后世门徒创立的，有了派别对立就麻烦了，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因为分别。基督、佛陀是在探索真理，而不是建立组织。

    记：有人要问干吗要发现真我，还要联结它？农妇、山泉、有点田不也挺好的吗？

    胡：因为我们需要打通自己的潜能，了解终极的真理。人类潜能连1%都没有开发，当你完全进入真我的境界，就能获得最高的智慧，最敏锐的创造力，最深沉的喜悦，最深刻的爱……

    记：有点玄……一般人被世俗生活所累，很难这么深切观照自己的灵魂，你的方法是？

    胡：这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提升的方法，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普及了，但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每早起来，我会调息一段时间，很深地呼吸，把浊气吐干净，释放负面情绪。然后闭气，让肠胃蠕动，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瑜珈动作……这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方法，就是对社会流行的潮流、不假思索的行为方式，时刻进行深观、深思……

    记：这是个系统工程，教我们读者一个最简单的释放负面情绪的方法吧。
    胡：呵呵，你需要参加一次修行班，平时生活中没有那么安静的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像狗一样快速喘气，正常的是从早上一直喘到晚上，没时间的话抽空喘四五十分钟也可以。我们的学员做完这个练习后，大部分都会哀号、痛哭，负面情绪得到集中的释放。

    记：心灵的自由是每个人向往的，但现代人有一种浮躁病，今天想自由，明天又想钱了，他注定此生不能自由吗？
    胡：金钱不知道为何会变成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当你觉得金钱是如此重要，说明你的心灵境界是多么低下。你错置了自己的价值观。也许你心里知道应该做一个精神贵族，但不知道如何达到；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着手学习了。
    世界上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大部分是统一的人，矛盾冲突最消耗能量。如果你要追求物质，就统一地去追求，记得在追求的过程中观察自己，拿面镜子看真相，不要既爱钱，又觉得这样很俗气。

生活：

中国人不爱环境太离谱

    现在自己动手剪头发的胡因梦说：“专业的发型师剪得太花俏，反而傻气，不适合我，越简单越好……”她极力摆脱过往的奢华“贵气”，做最普通的平凡人，当旁人仍在不经意地以“你还是这么漂亮”来跟她打招呼，她莫可奈何，一笑置之。

    记：俗世生活和心灵修炼似乎是一对矛盾，生活中的一个人要是整天讲道论禅，似乎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胡：生活和修炼为什么要分开？高品质的生活，不是逃避、遁世，而是你依然正常地做着自己的事，但却在做的同时觉察这些生活的真相。没有焦虑，没有目的。而且，一个人的生活，可以体现他的内在；生活就是最大的修行道场。克氏说过，就算你家徒四壁，窗户和门的比例也应该完美。

    记：过去你生活是奢华时尚的，现在呢？
    胡：我早年住过一阵纽约，接触的都是最最前卫、最最时尚的人，回到台湾后，交往的也都是生活层次比较高的人。可以说，我对时尚非常关注。那时候，我常常穿得像件出土文物，没来由地来一身盛装。有一次走在街上，我穿着色彩鲜艳的苗族服装，头上插一根艳丽的簪子，一个朋友看见了说，不知道胡小姐你有什么必要穿成这样出来见人，我回答说，女为悦己而容。因为我那时能量充沛，精神十足，这么做不为别的，就为自己高兴。过去有几百件衣服，现在只剩下几十件，都是素色的。我现在已经不玩这些游戏了，因为我都玩过了，每个游戏都不要玩太久，更不能耽溺。追随潮流，跟名牌风，也是一个低价值的心态。

    记：你会喜欢在哪里居住？
    胡：我对城市生活兴趣不大了。有机缘的话，也许我会在内地找个偏远的地方过些日子，现在去的基本都是大都市。但是，我更喜欢欧美的环境，那里比较能体察到人对自然、生物的爱。中国人太不爱环境了，不爱到了离谱的地步。最喜欢的是意大利，喜欢那种中古世纪的调子，还有那里的人，他们完全生活在真性情里，用心生活，而不是用脑，这和英国恰恰相反。

疾病：
我绝不碰西药

     40岁时母亲去世，42岁时未婚生女；有过三次抑郁症，产后抑郁症更持续3年，然后是肠粘连，紧接着又开刀拿掉了卵巢畸胎瘤。病痛缠身、亲人分离，人生中经历的这些磨难没有打垮胡因梦，反而使她更坚定地聆听内心最深的召唤。

记：你有很多病痛，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抑郁症是最可怕的病，你会感到无来由的郁闷、焦虑、哀伤、厌世。我的抑郁症都跟内分泌紊乱、荷而蒙的变化有关，都是身体抑郁症。回顾这段过程，我观察并了解其中的原因，然后通过阅读、学习，克服了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引起的情绪问题。
    现在，环境和土壤的破坏，营养素的缺失，让现代人很容易得上身体上的抑郁症，其实就是内分泌不正常。另外还有心理和灵魂上的抑郁症。心理抑郁症跟童年生活、家庭环境和教育经历有关，当某件事情触发了你内心深处的恐惧，你就会感到无助、痛苦。灵魂抑郁症是你的生命渴望回到安全的原点却回不到时产生的，同样会让你感到孤独、绝望。

    记：无疾而终是不是修行者的理想？

    胡：“无疾而终”是最大的完美主义，是违背佛性的。所谓希望，反过来说，就是不希望，就是恐惧。你希望无疾而终，那就是对疾病感到恐惧，还是一种“趋乐避苦”的心理。这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你没有问问自己，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你这个念头顶端的心态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灵修到一定境界就成仙了，其实对每个人来说，生老病死都无法避免，但是境界高的人对待疾病的态度不同而已。实际上，大师几乎都是得癌症死的，克氏得的就是胰脏癌。
    他们有一个“最少阻力”原则，就是接受疾病，不抗拒。这不代表自虐，不是让你专门找最污染、最糟糕的地方住。我剖腹产后得的那场抑郁症，面对突如其来的焦虑、惊恐，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不接受它，因为抗拒就是消耗能量，我需要保存最大的能量，配合治疗，最后让自己走了出来。
    记：你吃药了吗？
    胡：我绝不碰西药。这辈子生的病没有用西药解决的。
    记：想要健康快乐也不行啊……那助人为乐也不行？比如有朋友失恋了，我感到痛心，想为他分担点痛苦。
    胡：也就是说，你生病就不快乐了，不帮助别人就不快乐了？这是一种惯性的心态，表面是慈悲，其实深层是把情绪和别的东西挂勾的心态。要知道，只有自身的情绪稳定，你才有力量帮助其他人。人们基本误以为跟着别人一起慌才是同情，不慌就变成了无情。
    记：那你怎么看“普渡众生“？
    胡：这是一般的菩萨道，是甘地式的。而我想说的是克氏所说的彻底的解脱道。菩萨道是自己没有解脱，于是去帮助他人；这其实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者。克氏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对这个人说：“如果你没有碰到我，你还在给穷人洗屁股呢。”这话听起来很无情，这是极端的真理，我还不能，所以我还要做菩萨道，做慈善工作，做保护环境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很消耗能量的。

　　国学家评议刘明武观点：　　

　　中华文化分“黄帝文化”和“皇帝文化”？

　　■“工程师刘明武研究国学”追踪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什幺东西？8月5日，本报发表了《刘明武：让大家都来了解真正的中华文明》，介绍了珠海工程师刘明武研究国学十几年的心得。一石激起千层浪，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与国学网、艺术中国等国学网站纷纷转载，不少网友与专家对其观点有感而发、各抒己见；评论家孙见喜等人在看了本报报道后，特意给本报来信，称刘明武为“民间思想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金世明更向本报要了一批报纸，称“等科协开常委会的时候，我要把这篇报道介绍给他们，让大家一起分享智能，讨论文化。”

　　刘明武以工程师身份独立研究国学，他的民间身份与国学研究的殿堂形象落差之大引人注目。而他的“中华文化源头在《周易》”、“中华元文化变异为‘皇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等观点，也引起坊间关注。有人说读了他的文章，醍醐灌顶，启发智能，也有人说他的文章论点牵强附会，忽略了时代背景、历史变迁。为此，记者采访了对国学问题深有研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学大师钱穆之子钱逊，西北大学教授、中国易学研究院院长费秉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郭齐家，以及评论家孙见喜等人。各位专家见仁见智，百家争鸣，而这正是学术讨论之要。　　
　　
　　许多学者不如刘明武深刻？　　
　　
　　背景：一直以来，学术被认为是殿堂之事，外人难以企及，而刘明武几十年来从事工程师工作，近几年却在许多重要文化刊物上发表数十万字的文章。其立论核心在以易经之道，以太极、阴阳为基本范式，追寻中华元文化。他核心的观点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在于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黄帝文化”。
　　
　　学者观点：这是可贵的“文化自觉”

　　费秉勋对刘明武的执著表示敬佩：“有许多从事学术文化研究的学者远达不到刘明武的深刻。思想创获在忧患、思考、智能和探索精神，不在出身。不说理论而以出身作訾议者，我怀疑这种人的品德和胸怀。”

　　孙见喜在给本报来信中，称刘明武为“民间思想者”，称本报的报道“使民间思想家与庙堂翰林有了一次平起平坐的机会。”

　　费秉勋认为，刘明武的研究“站得很高，立论高远，富原创性，成果卓然”。

　　郭齐家在读过本报报道及刘明武相关文章之后表示：“刘先生的研究是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他以工程师身份独立研究，更显出他的特点，不应把他当作‘外人’。他重视中华文化的源，特别重《易经》与《易传》(对《经》的解释说明)，重‘道’与‘器’，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方向。”

　　郭齐家还感慨，费孝通先生晚年强调“文化自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刘先生就是这样的“文化自觉者”。　　
　　
　　《周易》是中华文化源头？　　
　　
　　背景：刘明武认为，中华文化有源流之分，源头在《周易》，在阴阳八卦，之后的中华文化都是从这个源头里出来的“流”。而同一个源头产生了“黄帝文化”和“皇帝文化”两种不同的“流”，并且后一种在政治主导之下，逐渐成为主流，最终导致中华民族落后挨打。所以，源与流的关系是“源清流浊”。
　　
　　学者观点：没有提纯的所谓“元文化”

　　费秉勋认为，没有提纯出来的所谓“元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其带有根本性的核心精神和内容本质，这种精神和本质，不但在初始的神话传说中可以找到，而且贯穿于民族的整个历史。如果认为五千年前即为‘元文化’，两千五百年后便是变异了的‘流文化’，就是只肯定还处于粗糙阶段而带有原始意味的史前文明，否定了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化文化。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汉唐帝国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都是对之前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所谓‘元文化’酿结的硕果。”

　　此外，专家们都认为《周易》是一部重要的经典，但对于《周易》是否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否优秀的经典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钱逊称不能把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并表示：“我们最主要的思想和文化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一样，被称为‘轴心时代’，之前的几千年其实还不是很成熟。而且《周易》里的《易传》部分就是孔子写的，虽有争论，但大致的趋势是认同作者是孔子。”　　
　　
　　儒学能否代表中华文化？　　
　　
　　背景：刘明武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就是儒学代表不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仅仅是其中的一支“流”。儒学在董仲舒那里进一步变质，“黄帝文化”进一步变为“皇帝文化”。他提出“是中华文化孕育出儒学，而不是儒学孕育出中华文化”。
　　
　　学者观点：四书五经是传统文化一部分

　　费秉勋对刘明武“是中华文化孕育出儒学”的观点表示赞同，“中国文化孕育了儒文化、道文化、佛文化(佛教虽来自印度，但中国文化改造和滋养的中国化的佛文化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但他认为“反过来这诸种文化也沾溉丰富了中国文化”。因此，“国学”与儒家文化虽不能画等号，但舍去儒家文化，便成为另一种面目的中国文化。

　　费秉勋认为孔子并没有背离《周易》：“刘先生推崇周易，而孔子正是缔造周易的‘三圣’之一。刘先生所描述的‘元文化’指称，正是来源于他认为背离‘元文化’的孔子的话，即孔子所写的《周易.系辞传》。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对三代文明礼赞备至，他是不会背弃中国文化源头的。”

　　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是变了质的儒学，即“皇帝文化”吗？费秉勋认为：“文化深潜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中，很难失传，甚至很难摆脱。但同一文化可以引出相反的结果，抗日英雄是中华文化造就的，汉奸也未必是异质文化生产出来的；汉唐盛世归功于中华文化，满清以降国运的衰败也不是中华文化的罪恶。所以，民族落后挨打的根子主要在政治。”

　　学者刘再复的论述，可以说是对刘明武“清流”观点的注解与扩充。他认为，四书五经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相对独立的另一支，即由《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和《红楼梦》组成的“六经”。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是它们共有的特性。

回到祖先思维方式就能文化复兴？

背景：
    在刘明武看来，只有在思维方式、在哲学上把握住问题的关键，才能“牵牛牵到牛鼻子”。因此，他用“器”与“道”两个概念划分了中华文化的几个时期：一、儒、道两家的文化是“重道轻器”或“道器分离”的文化，老子视器为动乱的根源，主张完全抛弃器；二、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四、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把失传与变质后产生的文化糟粕扣在中华文化的头上，而应该回到孕育出优秀中华文化的老祖先“道器并重”“行而论道”的思维方式上，创造新的优秀文化。

学者观点：文化不能只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

    钱逊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只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文学艺术、政治制度乃至日常生活都包含有文化的因素，“刘先生在著作中概括了几个阶段讲述‘道’与‘器’的关系，一切只是从哲学、道器上讲，很难概括文化全貌，文化不只是哲学，儒学也不只是哲学，更重要的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精神，比方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戏剧里体现的精神等等都是文化。”
    儒学家、中国台湾《环球》杂志主编皮介行评价说，劉明武求索通過對古代思想資源的研究、詮釋與揀選，強調自我文化的主體性，優越性，并大開大闔的引進．學習並吸納西方文化精要，融而通之，匯而歸之，以復興自己的文化，形成新一代的中華新文明，是一个有志气的中华男儿。但在他看來，只要將現代人所接受的好文化．好觀點找出來，恢復起來，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也就自然呈现了，這正是非歷史的、非現實的想像，而不可能是陰陽同在、乾坤互補的太極自然之道。“劉明武先生想單獨分離出優良偉大的中華文化，拋棄渺小愚昧的中華文化，心意是好的，但恐怕是誰也沒有能力做到的事啊！惟有大家切磋琢磨，互勉共進，積百年之奮鬥與心力，总会有重大成果出现的。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培锋

　　　　宋代龙泉窑孩儿枕在“文革”时代被损坏。　新华社发　

　　当选首届“中国民间国宝”的西周晚期秦公壶从海外追回，震惊了世人双眼。　资料图片

　　冯骥才等百位文化名人昨联发倡议

　　救救那些散落民间的国宝！

　　“中国民间藏存了数量巨大的国宝级文物，它们未进入国家保护的范畴，保护状况令人堪忧。”昨天，冯骥才在电话中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活动启动仪式上，以文怀沙、王世襄、孙轶青、罗哲文、史树青、冯骥才、张贤亮、王铁成、张铁林等为代表的百位文物文化界名人联名发出倡议：社会各界人士人人自觉遵守国家《文物保护法》，不要人为损坏国宝，不要制造、流通国宝赝品，制止那些恶意破坏民间国宝的行为，杜绝那些意外损害民间国宝的举动，维护国宝的尊严，维护收藏市场的纯洁。

　　昨天，记者采访了冯骥才、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以及此次民间国宝评审活动的发起方之一《收藏界》杂志社社长高玉涛，请他们就民间国宝保护的现状、问题、前景发表看法。
　　
　　现状

　　民间国宝面临严峻境遇
　　
　　由于历史变迁、战乱、运动等因素，大量国宝至今流散在民间，还有不少流失海外。罗哲文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国家级博物馆内所藏的文物大多源于民间收藏。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收藏传统，从宋代的李清照夫妇开始，历代就不断涌现大收藏家。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大收藏家郑振铎、张伯驹，他们更是将生前所藏的重量级国宝都捐给了国家。”罗哲文说。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展示的唐代工笔人物画、宋代龙泉窑孩儿枕、清康熙毛奇龄书法册页等6件民间国宝，因保存、保管、保护不当而残败损缺的面貌，令到场的专家痛心疾首：宋代龙泉窑孩儿枕一断为二，原因是“文革”时的破坏；而异常精美的唐代工笔人物画因私人保护条件有限，遭虫蛀、鼠咬后留下斑斑缺痕……

　　高玉涛告诉记者，散落民间的国宝经历3道屏障，面临严峻生命境遇：首先是“文革”破四旧，大部分民间国宝未能幸免于难，特别是古代家具(如明清木制家具)、古代书画破坏严重；其次是民间的收藏技术、知识匮乏，私人不具备正规博物馆的保护条件，使不少国宝级书画发霉或被破坏，一些民间收藏者知识匮乏，对青铜器生锈的表面用硫酸处理，导致国宝毁容；再次，民间不了解文物价值的人大有人在……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指出，随着中国民间迎来又一轮收藏热，“收藏”的意义要深刻理解。它实际包括两层含义：“收”和“藏”，二者都大有学问。目前对于许多民间收藏家来说，“收”的学问自不必言，而“藏”的学问更要认真对待。
　　
　　问题

　　民族文化情怀有待唤起
　　
　　民间的无知、闭塞是导致许多民间国宝销声匿迹的原因，而冯骥才对此有着深刻的体味，他说：“‘文革’的巨大冲击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开始产生疏离，民族文化正在加速瓦解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再提自己的文化是博大精深，而给人的感觉是人口多、底子薄。”

　　冯骥才认为，民间国宝其实不仅在于那些实体存在的国家级文物，还应当有一个更广泛的内涵，应当包括散落民间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冯骥才举例说，不要小看民间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一个小剪纸，一个小中国结，一个传统的服装，重不重要呢？如果我们民族的服装都没有了，我们都穿上牛仔了，春节我们也扔掉了，那么民族特色在哪儿呢？

　　冯骥才说，更广泛的破坏其实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他痛心疾首地回忆了几年前到农村考察木版年画时的情景：“当时农民用年画木版盖猪圈，还有人用年画木版来搓衣服，木版都被刨掉了做别的用了。当时我拿到了一块令我非常震惊的版，是义和团保卫大沽口的图案，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题材。我想买，农民要价也不高，2元钱。”

　　“从中国民协数年前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到今年刚刚启动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我们做的工作是希望唤起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情怀和真爱。”冯骥才认为，少了这种民族文化的情怀和真爱，不仅是民间国宝，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将失去凭依和原动力。
　　
　　前景

　　博物馆是最理想的归宿
　　
　　以“寻找民间国宝，挖掘国宝内涵，保护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活动，被罗哲文等专家寄予厚望：“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帮助大众增强文物保护意识，促进整个社会形成文物收藏与保护的良性环境。”

　　为此，活动主办方《收藏界》杂志社专门召集刘东瑞、杨臣彬、吴镇烽、戴志强、闫振堂等国内著名文物专家围绕“民间‘国宝’标准”起草稿展开了科学论证。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组委会公布了“民间国宝”的标准：“民间国宝”是指中国境内私人收藏的具有特别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某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民间国宝”既是“国宝”又具有源于民间、为民众所关注的特点。

　　“民间国宝应达到《国家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之‘一级文物’的标准。此外宝物还应具有构思独特、工艺精美、内涵丰富、生动有趣、品相完好、传承有序等特点。”高玉涛告诉记者。

　　今年6月20日，首届“中国民间国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揭晓，西周晚期秦公壶、清沈铨《百鸟朝凤图》卷、清棋谱《渊深海阔》手稿、近现代岫岩玉龙床、当代大型檀香木雕《瑶池集庆》、清朱金木雕照壁6件民间精品获此殊荣，它们的保险总金额达到3.1亿元人民币。而昨天启动的第二届“中国民间国宝”将开启中国民间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海选”国宝的活动。

　　至于这些选出来的民间国宝未来归于何处？高玉涛说，这些由权威专家们评选出来的“中国民间国宝”将被第一时间通知给国家级、省级博物馆，这将是民间国宝的最理想归宿；同时，他也希望另外一些民间国宝能通过评选获得更广泛的重视，转入实力雄厚的大收藏家、企业的大型博物馆中陈列，得到更妥善的安置。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培锋　　
　　
　　核心提示　　
　　
　　逛一下书店，《局长》、《驻京办主任》、《女行长》、《信贷处长》、《接待处长》这些书名就是官阶的“官场小说”占据着书店重要位置；回顾一下荧屏，《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至高利益》等改编自“官场小说”的影视作品曾是保证收视率的金字招牌。

　　“官场小说”作为一个名称正式提出来，是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后。1998年，王跃文写成《国画》。随着小说出版，“官场小说”作为描述、揭密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的一类小说的名词，迅速被读者牢牢记住。

　　转眼，10年过去。10年里，陆天明、王跃文、周梅森等“官场小说”的中坚在市场上和读者中保持着恒久的号召力。当年，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一个月就发行了25万册；而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等，不管有没有拍成电视剧，几乎每部小说的出版发行都会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畅销热潮。

　　10年后，在今年上半年畅销书排行榜上，再次出现“官场小说”的身影：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榜上有名。据悉，这部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卖出15万册，而流传市场的盗版书数量无法统计，但肯定更为庞大。

　　但无论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这批作家们都一边享受着这个类型化名词带来的出版便捷和销售利益，一边却对这个名词不怀好意：王跃文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官场小说；陆天明呼吁，“反腐”不要“贩毒”；王晓方说：“官场是个贬义词。”

　　而在众多读者心中，官场小说风行之后，催生的是一大批模式化的作品。书中“拳头加枕头”的细节描写，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成为读者满足猎奇心理，甚至学习“从政经验”的“官经”。有网友给王跃文留言说，他在进入机关工作之前，先找他的小说读过再去上班；还有人称，他的《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

　　10年之后，“官场小说”到底是激浊扬清的严肃文学，还是猎奇性的传奇小说，或者是功利性的“做官指南”？是继续沦落，还是柳暗花明？记者采访了对官场文学颇有研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解玺璋，《驻京办主任》作者王晓方等人。　　
　　
　　兴起：诞生时就是迎合读者窥视心理？
　　
　　因为尖锐地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斗争，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王跃文的《国画》最终导致有关领导部门出面干涉，遭到查禁。但其实，《国画》并不是最早的官场小说，“张平、陆天明一些被看作是主流文学的作品、王跃文在这之前写的《官场春秋》，其实都是官场小说。”评论家、《小说选刊》原总编贺绍俊介绍说，“但《国画》引起很大的争议和影响，官场小说从此引起关注。”借助上世纪90年代“反腐”运动的东风，官场小说开始盛行。

　　这个时期的官场小说大都是“揭黑”性质的。评论家、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与民国时期的“黑幕小说”相类似，“展示罪恶和官员的腐败生活，尤其我国政治有如铁幕，有人捅开一点，大家就很爱看。所以，官场小说一开始流行，跟满足了这种窥视心理有关。”

　　两位评论家进一步介绍说，一些著名的官场小说作者都有过从政经历。王跃文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工作，后又曾调到怀化行署办公室。张平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王晓方更是在从政期间经历了轰动全国的腐败案“慕马大案”。这些作家在从政经验中的体验和观察，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对与官场隔了一层铁幕的普通读者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

　　对于读者这种阅读期待，贺绍俊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官场小说描写的现实与大家的生活太密切了，有的人想了解内幕，有的人看到对腐败的批判、对贪官的惩处，感到解恨。”
　　
　　流传：影响广泛却只是消费型文学？
　　
　　虽然官场小说揭露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在评论家眼里，它仍然只是一种消费型的文学，对于民主、廉政影响有限，也并无太多文学上的建树。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主要还是一个流行文学的概念，与俄国、法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差别。而贺绍俊并不信任小说的社会功能，“小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小说就是被人消遣的，闲时看一看，看完该干吗还干吗，当然它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陆天明更曾大声疾呼：“反腐”不要“贩毒”，官场文学中大量阴暗面的曝光，大量权术的披露，甚至一些书上更是明确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而王跃文本人并不在意这种评价。他认为，所谓官场作家，只是媒体同评论界有意无意间的一种炒作合谋。“我曾对媒体说过，《红楼梦》大量内容是少男少女的情感故事，按照今天媒体上的习惯说法，它就是'青春小说'。这显然有些可笑。当然，作为一种口碑意义上的宣传，我并不反对别人把我看成什么作家。事实上读者们怎么看待作家，作家自己是作不了主的。”
　　
　　沦落：成为机关人必读的“做官指南”？
　　
　　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热潮之后，更多对于“官场文学”的批评随之而来。解玺璋直言，近几年来，随着传媒的发达，官场小说的揭黑性质已经不再像兴起初期那样吸引读者。“现在的官场小说，已经沦为写给那些当官的和想当官还没当上的人看的一种'官经'。”

　　有评论说，“王跃文最新的小说《大清相国》，就是用一个人物形象，来解释等、稳、忍、狠、隐这五字官经的。”在《大清相国》里，相国陈廷敬如履薄冰数十年，在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官场中，慢慢悟透官场秘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没有深刻揭示官场对人性的扼杀和漠视……如果真有官场小说这样一种类型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不仅仅是揭露官场的黑幕或提供做官的秘诀。这是官场小说的歧途。而仅仅把官场小说当成做官指南，更是官场小说的沦落。”

　　事实上，官场小说的读者里，很多正是“当官的和想当官的”。部分官员对一些官场小说及其作者津津乐道，一些年轻人也将官场小说作为进入社会与政坛的“指导手册”。一篇博文称，《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还有网友给王跃文留言说，他进入机关工作之前，就先阅读了他的小说。

　　对于这些情况，王跃文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也听大学老师说过，他们会在学生走上社会之前推荐我的小说。我觉得应该正常地看待这件事，很有意思。现在学生们自小接受的是阳光教育，他们以为天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出校门面临碰壁，猝不及防。所以，很多大学老师想让自己的学生对真实的社会有所了解，因而向学生推荐我的小说。”

　　他表示自己无权评价读者的期待：“作家必须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高高在上的作家在我眼里是相当可笑的。”但是说到“官场指南”、“官本位”问题，他也说，“我相信是社会某些方面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官场太让人关注，总不是件太正常的事情。”

　　这种现象在贺绍俊看来，是小说的多义性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像鲁迅说的，从一部《红楼梦》中，道德家看到了淫，阴谋家看到了派系党争，政治家看到了阶级压迫。而且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必然从生活中汲取这样那样的素材，各人各据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的国家，把官场小说当作做官指南来读，也未尝就不会有收获，小说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一部小说只写一些猎奇性的或者政治手段的东西，而没有更深广的精神内涵，它不会是部好小说。”
　　
　　出路：模式化之后转向政治小说？
　　
　　“总是有一个贪官，这个贪官有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婆，少不了还要有一个情妇，最后事情就是由这个情妇败露，此外必然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记者，甚至是美女记者介入……”贺绍俊对官场小说的套路纯熟无比，脱口而出。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消费型的通俗文学，官场小说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创作的模式化。“在王跃文等人的官场文学获得极大关注，迅速走红的情况下，一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场小说开始跟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官场文学就开始越来越模式化、套路化。”

　　“因为长篇小说在文学作品中是市场化程度最大的一种体裁，出版社也更愿意把它当作文化商品来经营。而模式化，正是所有商业文学必须的手段；当官场文学变成商业文学后，它必须有一种模式，因为只有模式化，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

　　“如果官场小说没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类型的小说会慢慢淡出。”

　　贺绍俊认为，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突破“就事论事”的“问题小说”的小格局。作家少鸿的《花枝乱颤》，是最近一部让他比较欣赏的作品。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在官场上坚守着自己的清高，这种清高来自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他认为这样的小说，才有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在里面。“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要有批判精神，不是直接地狭窄地写一个问题，而是要看作品是否具有人道主义、普世伦理。托尔斯泰批判的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作品里的人道主义，到现在还在打动我们。”

　　周梅森在《中国制造》中显现的政治敏感性也让他佩服，“《中国制造》我记得是2000年出的，那时候社会普遍关注的是经济建设，但是陆天明比一般人更早地意识到，经济改革要发展下去，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不行的。而政治改革就要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小说中，他就写到了政治改革和接班人。”

　　而解玺璋更是直接指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肖仁福的《意图》是解玺璋比较欣赏的一部，“他已经脱开那种揭黑幕和讲官经的俗套，转而写中国特有的'机关文化'；从一些日常生活细节入手，描写人性的异化，在一个文化的层面写官场”。但这与他理想中的官场小说还相去甚远，“现在的官场小说主要是迎合读者和出版商的需求，《意图》写得也很平和，而官场小说要有出路，我觉得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以前和海岩聊过，他的理想其实不是写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这需要作家在政治上很成熟，对整个社会历史有很好的洞察力，现在缺少这样的作家。同时，也需要一个很宽松的出版环境，像现在反腐题材还可以打个擦边球，如果是写政治体制的，恐怕就别想出了。”　　
　　
　　■网友谈官场小说　　
　　
　　看后想写《学生会主席》
　　
　　我看了《省委书记》、《县委秘书》、《乡委书记》等不同级别官员的故事，不由地想写一部《学生会主席》，描写一下大学里的官场，来填补一下这些官场小说的空白，因为如今的大学也不是单纯的象牙塔了，有很多权与利的争夺在里面。

　　我想，人生是一本书，如果你肯把你的经历写下来，而且你的文字还流利的话，说不定你也会一炮走红。

　　－－摘自中学语文阅读网《官场小说名著读后感》
　　
　　看得我一身寒
　　
　　读《女同志》的时候真是心潮汹涌，想了很多……其实作者还是很宽厚的，并没有将其中的黑暗抽筋剔骨全刻画出来，但对于我们这种胸无城府只会在象牙塔里围着芝麻绿豆动头皮的小人物，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世界，脱胎换骨也适应不了。《女同志》留下了悬念，其实怎么都一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一拨又一拨的风浪，永远都不会结束！只是看得我一身寒。而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小圈子里的人，通过小说体味一些生活的另类滋味，也许该庆幸：还好，我们只是读着故事，而不是亲身经历。

　　－－摘自小说网俱乐部《读官场小说》
　　
　　不知是小说还是教材
　　
　　这本《驻京办主任》远没有该作者的前一部小说《致命漩涡》中所涉及的实质性的东西多。据说这个背景城市的局级以上官员都曾经反复读过那本《致命漩涡》，并且在阅读中仔细地寻找自己在书中的形象；心里清楚地知道每个人物的原型，却还想满足了解那些神秘内幕的欲望……两部小说(《驻京办主任》与《致命漩涡》)的内容太接近，没必要总拿市长说事，审美还有疲劳的时候呢，何况那是政府的事情！不过初涉官场的人，多读一读此类作品没什么害处。我一时竟不知这是小说，还是教材书！

　　－－新浪博客文章《读〈驻京办主任〉》　　
　　
　　官场小说十年作品　　
　　
　　◎《官场春秋》王跃文，1998年

　　◎《国画》王跃文，1999年

　　◎《中国制造》周梅森　2000年

　　◎《抉择》张平，2000年

　　◎《痛失》刘醒龙，2001年

　　◎《水灾》刘春来，2001年

　　◎《权力场》晋原平，2001年

　　◎《梅次故事》王跃文　2001年

　　◎《省委书记》陆天明，2002年

　　◎《花枝乱颤》少鸿，2006年

　　◎《意图》肖仁福，2006年

　　◎《驻京办主任》王晓方，2007年　　
　　
　　■访谈　　
　　
　　《驻京办主任》大热，能否成为官场小说新起点？　　
　　
　　王晓方：这里有道不尽的矛盾纠缠权力角逐

　　
　　在今年上半年畅销书名单上，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以15万册的销量榜上有名。而上个月出版的《驻京办主任(二)》，不到1个月，已经销售8万册。“官场小说”在沉寂一段时间、被青春文学和玄幻小说等抢过风头之后，再掀热潮。是否这本小说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冲击？　　
　　
　　疑问：走红因为揭密？回应：与“慕马大案”没有必然联系

　　记者(以下简称“记”)：官场小说受到关注，很大一个原因是它反映了官场一些外人难以知道的真实情形。你作为一个曾经的“官场中人”，大家很关心在两部《驻京办主任》中写实的成分有多大？

　　王晓方(以下简称“王”)：正所谓官场人说官场话，我接触过政治斗争的核心，当然了解官场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但如果非要追问写实的成分的话，我只能说，我是把过去工作经历过的、悟出来的东西，以及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虚构创作，把所有的创作元素打碎了，经过心灵的炼狱才形成的。

　　记：但是书中的事例和原型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能找到一些影子的，比如说，这本书是以“慕马大案”为背景来写的。另外，书中顾怀远这个人物，原型似乎就是你本人，因为第二部小说里，顾怀远后来成了名作家。

　　王：首先这部书与“慕马大案”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就低估了我作为作家的天赋和创作水平；其次顾怀远是我创作的一个人物，之所以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说明我的创作是成功的。

　　小说可以拒斥“真实”，但它却无法拒斥“真实性”。“真实”是具体的，通常被限定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真实性”却是抽象的，是从无数“真实”中抽取出来的，肯定是形而上的。《驻京办主任》和《驻京办主任(二)》的真实性也是如此，真实与真实性是不同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但绝对不等于就是真实。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心路历程是真实的。

　　疑问：以“官场”为噱头？回应：“官场”是一个贬义词

　　记：现在人们把《驻京办主任》归为“官场小说”，你觉得这本书能为“官场小说”提供新的标度吗？

　　王：我觉得“官场”是一个贬义词，我更喜欢“政坛”这个词。目前描写政坛的小说有许多名称，什么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政治小说、机关小说，公务员小说，不管叫什么，作家都在努力解构政坛生活中被遮蔽的世象。但都有一个通病，小说的人物要么大忠，要么大奸，其实，生活中大忠大奸是很难分辨的，我在《驻京办主任》中塑造的主人公丁能通并未走向两极，而是着力写出在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身处政治旋涡的丁能通如何左右逢源、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内有坚守的人物性格。面对腐败和官黑勾结，丁能通经受了炼狱般的心灵挣扎，终于顿悟，走出了人生困境。我觉得这么写，更逼近人性的内核，更能体现思想的光照和情感的润泽。政坛是社会最复杂的生活现象，除了饱蘸生活的汁液外，还要以心灵当笔，以良心为镜，深切关怀官员的精神处境，最后才是娴熟的艺术技巧。任何脱离生活的冥思苦想、编造、杜撰、模仿、拼接都是没有出路的，我觉得对这类小说的未来走向，《驻京办主任》的写法应该有所启示。

　　记：就像当年很多人喜欢王刚演的和珅，不只是因为他艺术上的成功，而是把和珅当作从政教材来学习政治手段。我注意到你的读者里，也有一部分是想从你的小说中学习仕途经验的，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这是否与官场小说过多地描写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有关？

　　王：仕途经验也是生存经验的一种，我认为无可厚非。关键是你描写的仕途经验是否经过艺术创作，是不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政坛生活成为当前许多作家和读者的关注点，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什么是官场？就是权力的中心地带，这里有道不尽的矛盾纠缠和权力角逐，各种力量在这里汇聚交锋碰撞，发出震响，又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认为，有志于反映现实生活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理所当然地会把目光投向这里。

　　疑问：改造现实太夸张？回应：小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记：现在官场小说没有几年前那么红火了，写作上也有许多模式，因为官场小说被论断为类型小说，所以人们通常觉得它艺术水平不高。

　　王：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不能看作家写的是什么，而要看他的作品能不能触动读者的灵魂。我一直认为，好故事犹如按摩，只能治标，好小说犹如针灸，能够治�